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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推进“三不腐”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反腐败必须永远吹冲锋号。新征程上，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始终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一刻不停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

　　新时代十年，根据党中央部署，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据统计，十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

　　经过坚决斗争，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腐败存量得到有力削减、腐败增量得到有效遏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历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全部贪腐行为仅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前的纯腐败存量的占比逐年大幅减少，由2013年的80.2%下降至2021年的4.7%。

　　十年反腐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但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将“遏制增量”提至“清除存量”之前，而且要求更加有力。对待腐败存量，报告用“清除”替代了以往的“减少”，彰显了党中央对待腐败问题零容忍、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部署，督促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处置问题线索和查办案件，形成督办报告；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建设全国行贿人信息库，研究建立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加大对行贿人的惩治力度，着力斩断“围猎”与“被围猎”的利益链条；做好2022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统计分析，分析腐败增量和存量的变化趋势，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研究制定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五年工作规划，紧盯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反腐败重点问题，扎实开展专题研究，服务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反腐惩恶零容忍！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范一飞、张福生、付忠伟、纪国刚、张晓霈、周建琨、李春生等中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持续深化整治国有企业、金融、政法、粮食购销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坚决惩治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问题，努力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

　　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到印发《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目前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这些法规制度把防治腐败的部署要求、经验做法转化为制度规范，形成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的法规制度体系，为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坚强制度支撑。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检查，增强制度刚性，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坚决防止“破窗效应”；扎实做深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开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工作，增强监督刚性；结合纪检监察职能职责，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增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监督，不断完善受贿行贿一起查制度，健全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制度机制；以强化监督促进执行，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在正风肃纪反腐中得到充分释放。

　　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

　　“干了违纪违法的事，你将悔恨终生”“很羡慕你们还有继续给党工作的机会”“后悔没有真正把思想用到正道上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警钟60秒》栏目中，一个个“落马”官员的忏悔视频触动人心。

　　“这些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在今后工作中，要以案为鉴，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这种警示教育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拧紧了发条。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江西上饶市充分运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打造“上饶红廉地图”；海南五指山市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党课进机关”活动，举办警示教育巡回展，动态更新干部廉政档案强化精准监督；浙江杭州市上城区依托辖区历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宋韵颂廉”云平台，让展览馆里的文物、微景观的遗迹、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推动形成处处见廉、人人学廉、时时倡廉的浓厚氛围。

　　文以化人，廉以养德。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不断夯实。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

　　踏上新征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