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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中国王云峰：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9日电 题：汇丰中国王云峰：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不仅令中国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
王云峰称，汇丰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每年都会面向海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今年的结果显示，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金融支持政策精准发力，给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机遇？汇丰由此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云峰：从2007年首批外资法人银行获批成立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成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最近十年，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不断提速，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等多个层面享受到“国民待遇”，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
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不仅令中国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过去十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增长超过50%；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增加了2.4倍。
中国市场是汇丰集团全球重要的战略性市场之一，汇丰集团长期致力于在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之间搭建金融桥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业务板块不仅涵盖银行、保险、基金、证券、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还是唯一的通过村镇银行持续服务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国际性银行。
从商业银行领域来说，过去的十年也是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我们的业务规模和服务范围持续拓展，资产总额和员工规模接近翻番，持续保持盈利，成为了内地规模最大的外资银行。
中新财经：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给汇丰全球业务带来哪些影响？跨国金融企业需如何应对当前新变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
王云峰：从全球来看，受地缘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走高，导致通胀升温；加上全球多个市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整节奏加快，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全球利率上升也带动了金融机构净利息收益的增长。
作为一家拥有150多年经验的国际银行，汇丰经历了多轮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震荡，拥有丰富的应对经验。我们一方面专注自身的优势领域和具备高潜力的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凭借我们的跨境联动优势，协助全球企业拓展业务，管理风险。
作为一家高度国际化的机构，跨境联动始终是汇丰的优势和业务侧重所在。汇丰集团超过四分之三的对公客户收入源自与我们国际网络相关的活动，将近一半的对公客户经营跨国业务。去年，汇丰集团宣布将在亚洲市场投资约60亿美元，加大对中国等亚洲重点市场的业务布局。例如，在集团重点发展的25个投资和贸易走廊中，几乎一半都与中国有关。
中新财经：根据汇丰业务情况，从全球视野看，塑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有哪些新领域新赛道值得关注并布局？
王云峰：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占比已经超过18%。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尤其是新经济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推动创新与变革。汇丰中国长期关注和支持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我最近拜访了不少新能源、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行业客户，真切地感受到新经济行业朝气蓬勃，方兴未艾。
为了更加精准地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最近推出了外资行首个“专精特新”企业专项支持计划，未来两年将提供总计人民币30亿元的信贷及金融支持，支持中小企业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发展。
不仅如此，汇丰围绕科技创新型企业不断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已经推出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大湾区医疗信贷基金和中小微企业专项基金等多项计划，还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重点服务科技、医疗等新兴行业。希望通过多方位的举措，支持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和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协助中国企业在世界的“新赛道”上发挥竞争优势。
中新财经：中国正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汇丰积累了丰富的绿色金融服务经验，会如何发挥这一优势服务于中国金融市场？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近几年，中国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了推动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生力量。
汇丰致力成为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国际领先银行。在中国内地，我们持续加大对绿色金融领域的支持力度，不仅在资产组合中增加了绿色产业的客户比重，还从资金支持上进行倾斜，满足绿色低碳产业的融资需求。
今年5月，汇丰推出了市场上首个“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信贷基金”，为区内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5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目前，信贷额度的使用情况进展良好，已经为吉利汽车、广州地铁等多家企业的新能源业务、低碳减排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此外，我们还通过对绿色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与客户、行业一起，共同推动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去年6月，汇丰在国内推出了外资银行中首个面向企业客户的绿色存款计划，帮助企业将盈余资金投放于绿色低碳项目。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对此，您怎么看，预计将给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市场机遇？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将继续为跨国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0%，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中国经济克服多重超预期冲击的不利影响，主要指标恢复回稳。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汇丰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每年都会面向海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今年的结果显示，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一方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扩大的财富管理需求，这些增长动能，将持续支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资本市场开放、制造业升级等发展战略，正在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带动本地企业参与到国际循环中，这也为外资银行更充分地发挥国际网络优势提供了广阔空间。
汇丰对在中国市场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接下来，汇丰将继续投入和深耕中国市场，2020-2025年，汇丰集团在中国内地的新增投资有望超30亿元人民币。我们将发挥好作为国际银行的优势，继续担当好金融桥梁的作用，为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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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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